本地人或者厂里的老员工，拿着微薄的工资，却掌握着进厂的“生杀大权”，对外来务工者带着几分天然的优越感，尤其是对陈建军这样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人，更是懒得多废话。

“招满了。”保安挥挥手，像赶苍蝇一样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

陈建军咬了咬嘴唇，鼓起勇气问：“师傅，麻烦问一下，你们这儿还招男工吗？我能吃苦，什么活都能干。”

有的保安连话都不说，只是摇摇头，眼神里的鄙夷毫不掩饰，仿佛在说“就你这样，也配进厂”。

他走了十几家厂，没有一家要他的。有的说要女的，有的说要熟手，有的说要有暂住证。他攥着衣角，小声问：“暂住证是什么？我没有，能办吗？”对方白了他一眼：“没暂住证还来招工？赶紧走，别在这碍事！”他没有暂住证，不知道暂住证是什么东西。后来一个湖南老乡看到他蹲在路边发愁，主动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兄弟，看你这样子，是刚来的吧？”陈建军抬起头，眼里泛起一丝光亮，连忙点头：“大哥，我刚来，找不到工作，也没有暂住证，你能告诉我暂住证咋办吗？”

老乡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暂住证要去派出所办，要照相，要交钱，还要厂里出证明。”他顿了顿，看着陈建军失落的样子，又补充道：“你还没找到厂，办不了暂住证。没暂住证，又找不到厂，这就麻烦了。”

“那……那可怎么办？我身上一分钱都快没有了。”陈建军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心里的绝望越来越浓。

“唉，难啊。”老乡摇摇头，“那时候的樟木头，治安队查暂住证查得很严，尤其是晚上，穿着制服的治安队员带着手电筒，在巷子、公园、桥洞这些外来者常落脚的地方巡逻，一旦查到没有暂住证的，就直接带走，要么让厂里来领，要么就遣送回老家。”他拍了拍陈建军的肩膀，“你今晚可得找个隐蔽的地方落脚，别被查到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祝你好运。”

陈建军看着老乡离去的背影，嘴里反复念着“遣送回老家”，浑身发凉。他想，要是被遣送回去，他还有脸见爹娘吗？很多外来者因为没暂住证，白天不敢出门，只能躲在巷子里，晚上偷偷出来找吃的，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，陈建军后来也体会过。

那天晚上，他在一个菜市场旁边的巷子里过夜。巷子尽头有一堆纸壳子，他把纸壳子摊开，铺在地上，蛇皮袋当枕头，躺下来。头顶上是一盏白炽灯，嗡嗡响着，蚊子在灯下飞成一团。那时候的菜市场，晚上收摊后一片狼藉，烂菜叶子、果皮扔得满地都是，散发着一股酸臭味，蚊子、苍蝇到处乱飞。不远处的工厂里，夜班的机器还在轰隆作响，声音沉闷而持续，整夜都不停歇――那是九十年代樟木头最常见的声音，是工厂的心跳，也是无数外来务工者熬夜加班的见证。他睁着眼睛看那盏灯，看了很久，灯丝发红，像一颗快要熄灭的心脏。“娘，我好想你，我好后悔没听你的话，不该贸然来南方。”他对着灯光喃喃自语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，砸在纸壳子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他摸了摸裤兜里的钢g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明天一定要找到工作，哪怕再苦再累。

第二天，烙饼吃完了。两个钢g还在。

他在一个早点摊前站了很久，看别人吃肠粉。肠粉冒着热气，浇了酱油和花生油，闻起来很香，他的肚子咕咕叫个不停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老板看他站了半天，笑着问：“小伙子，吃点啥？肠粉五毛，白粥一毛，油条两毛。”

陈建军脸一红，攥着裤兜里的钢g，低声说：“老板，我……我再看看。”说完，连忙走开了，身后传来老板疑惑的声音：“这小伙子，看着挺饿的，咋不买呢？”他找了个墙角蹲下，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心里骂自己没用：“陈建军，你真窝囊，连一碗粥都买不起。”那时候的早点摊，大多是流动的，推着一个小推车，在工厂门口或者菜市场旁边摆摊，卖肠粉、油条、白粥，价格便宜，几毛钱就能吃饱，是外来务工者最常吃的早餐。老板大多是本地人，说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，虽然态度不算好，但偶尔也会对像陈建军这样可怜的人多几分善意。

他犹豫了很久，终于掏出那一毛钱钢g，走到早点摊前，声音细若蚊蚋：“老板，来一碗白粥。”

老板接过钢g，看了看他，没多说什么，给他盛了一碗白粥，还多舀了一勺咸菜，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看你挺不容易的，多吃点咸菜垫垫。”

陈建军鼻子一酸，连忙低下头，说了声“谢谢老板”，端起粥喝了个精光。粥是剩的，不太热，但很稠。他把咸菜也吃干净了，连碗底都舔了一遍，心里暖暖的，眼眶却湿了。“长这么大，从来没人这么对我。”他在心里想，那时候的一毛钱，还能买到一碗白粥，能解一时的饥饿，对陈建军来说，那碗粥就是救命的东西。他看着早点摊前来来往往的人，大多是穿着工服、匆匆忙忙的工人，他们手里拿着早餐，一边吃一边往工厂的方向走，脸上带着